其三，公开质证规则能够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制约。

关于法的自主与不自主之区分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区分，当这个区分自我套用时，就会产生法的统一性之悖论。然而，立法提供的理性规则，却可能与民众的法感情相违背，以致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产生理性规则与民众情感的冲突。

不过，由于改革目标和原则不同，司法体制改革曾形成两种不同的司法模式。对此，法理论如何反思这个问题，并捍卫法的自主性？首先，这个预告是以反功能分化为预设，即数字科技最终取代法律。于是，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法律的效力和决定就形成了一个不断相互循环指涉的运作链条，以致法律的效力只来自法律自身的决定。这意味着唯有凭借意义抽象（即一般化）的帮助，人们才能避免诱发冲突或矛盾的预期。数字科技兴起恰恰是社会分化和复杂性增长的历史产物。

如此，法理论才能够真正应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实践挑战。从时间维度来看，法律的功能涉及行为预期的稳定性。早在汉代，在郡县制内部即建立以 道为代表的自治机关，在王朝疆域内的民族聚居区设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代中国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经济基本条件。从周制的井田制建立周王作为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人，到秦制变法建立公田制，即君主对于民及其耕种的土地实施直接支配体制，为中央集权提供强大基础，再到对郡县制条件下民田制可能产生的无组织化交易的抑制，包括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王莽的王田制、魏晋的屯田制、六朝的均田制改革等，都聚焦于防止豪强兼并和过度买卖土地，防止土地资源过度集中。(一)国体条款蕴含大一统的现代政治本质 自从董仲舒通过更化儒家建立支配了帝制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学说以来，它以人格化的君主作为定于一的政治符号，君主因为符合天道而取得正当性源泉，既成为一国建立权威的部分，也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成为运用权威的部分。

现行宪法不但明确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而且在第9条、第10条分别建立起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和城郊土地除法律规定外集体所有的重要制度。强化地方利益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保护与区域封锁。

四、无组织力量：大一统宪法的当代挑战及回应 尽管大一统深刻规定了现行宪法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内容，但同样也遗传给它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无组织力量对大一统的消解。二是强调权力运行的分层和闭环。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另一方面，权力统一也内含受到正当、真实人民意志限制的要求，防止绝对权力自身演化为无组织力量，最终消解大一统秩序。

因此，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权力，组织政府，管理国家，并且监督和有权罢免各级政权的组成人员，这是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首先，它说明了国家权力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人民本身又是一个集合体，人民作为整体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不是指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是部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国家权力完整、直接、不可分地统一于一个不可分的、完整的人民。这个基本权利生成于大一统、构建了大一统、服务于大一统的闭环逻辑被刘少奇表述得非常清楚：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

例如，邓小平在宪法修改前针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作了重要讲话，并明确提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原则会写到宪法里。三是唐宋变革后，门第社会消亡。

根本利益的无差别性决定了选举资格的平等、普遍以及代表效力的相同。二是网络使得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之间不断发生接触、关联，形成功能嵌合的社会界面(SocialInterface)。

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转经民国、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上。朱熹则注君子所居则化。如前所述，国体条款明确了人民作为新的定于一的范式及正当性，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则是它的具体说明。王朝虽然历经更替，但历史始终有一个延续的脉络。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民当自己还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集中起来。为确保超大规模国家在空间上的权力接力性，现行宪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构成上下级层级国家治理的行政区划单元，宪法按照历史传统，考虑到民族、经济、国防和便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等因素，把全国领土多层次地划成若干行政区域作为设置各级国家机关的基础，开展对国家各类事务的治理。

现行宪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修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就为最高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了论证负担，是通过严格遵守法制的观点来限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现行宪法则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统一治理，吸取无组织化社会力量对大一统国家破坏的经验教训而进行的宪法重建，重新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础。

国内政治力量分立与列强分而治之的策略也愈加激发国人的大一统的历史意识。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属于民主集中制模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包含地方自治的因素，是一种混合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

尽管与帝制不同，现行宪法将基层政权设立到乡、县一级，但对于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无论是财政汲取能力还是公共供给能力，都无法离开基层自治组织。一切权力形象说明了一统与集中的逻辑。

中央集权、差序治理、基层自治的逻辑一以贯之。今天看来，避免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防止地方发展与治理碎片化，抑制社会经济组织新形态无序扩张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力维护大一统秩序的三个重要方向。因此，中国的民主代表机构不可能基于世袭产生贵族院，也不可能设立代表局部利益的地方院，代表资格的普遍平等暗含选举资格普遍平等的逻辑。这也意味着宪法必须设计差序治理与地方自治以降低统一治理的成本。

通过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实现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进而明确工农联盟，将绝大部分人口整合到人民的整体秩序中，这就实现了定于一需要的最大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尽管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古今之变，宪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产物，然而，高明的学者也提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必须有从常观变的眼光，常往往是变的原因，常规定着变的样态。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6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单位必须依据生活单位。

8三是治理内容碎片化，滥用地方治理手段和标准。国家权力除了上述横向的分层而又统一的结构之外，宪法还规定了纵向意义上的单一制下的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

超大规模国家要克服国家治理中的碎片化，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以分权和制衡为基础的议会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共同意志恰好与大一统所追求的政道相契合。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这是大一统无差别政治的典型反映，是非基于身份、门阀、等级、财富等而能参与公共生活的平政理想在今天的实现，体现了中国大一统文化对政治资源的分配正义。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由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大一统国家观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最大公约数与古今连接点。

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在表述直接民主时加上了依照法律规定这个限定词，强调依法律途径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防止多元中蕴含破坏法制、无组织化倾向的大民主形式。

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有了完全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有完全的义务。三、大一统塑造中国宪法：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大一统塑造了中国宪法的政治本质和经济制度，作为现行宪法主体内容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规范，都是体现大一统逻辑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延伸。

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内含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暗合并巩固了大一统的公天下思想，与之一脉相承，抑制了社会由于分化而碎片化的可能。二是大一统下的汉民族主体人口，整体稳定的民族意识，绝大部分地区通用交流无碍的语言文字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运输、投放体系，这些都是历史和现实为统一市场准备的客观条件。